美国把中国视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竞争对手，所以15岁的上海学生在国际测试中高居榜首，引起美国教育界的一阵危机感。但是，中国学生的这种优势，到了大学则烟消云散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有一篇评论比较中国、印度、和美国的高等教育，引述了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评估，读来颇有教益。

波士顿咨询集团制定了一个教育指数，包含四项内容：教育总投资(包括来自政府的和私人的)，在学人数，进入工作岗位的工程师数量，世界顶级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。按这四项综合打分，美国和英国排在前两位，主要靠的是教育投入和顶尖大学的数量，以及工程师的数量。中国排在第三，印度第五，主要靠的是在学人数。德国排在第四。这里需要注意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这个指数，衡量的是“教育总量”，并非平均教育水平。就如同GDP总量一样，人口大国会显得有些优势。

关键的是另外几个相关数字。2010年，中国的在学人数高达2.35亿，印度为2.44亿，美国仅6700万。但是，美国的教育总投入高达9800亿美元，中国则为4800亿，不及其一半，印度仅为1800亿。美国在每百万人口中，有981个工程学位，中国553个，印度197个。另外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估计，美国大学的教育质量远远高出中印。以工程专业而论，美国的毕业生，81%可以马上适应工作。这个比例在中国仅为10%，甚至还不如印度高(25%)。2011-2020年，中国预计有8300万大学生毕业，印度有5410万，美国仅有2380万。但是，如果中国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是无法适应工作的“次品”的话，实际真能独当一面的大学毕业生，在总量上恐怕也比美国少。

让我们回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那个对15岁学生的国际测试。如果上海15岁的学生的表现大体能反映中国大都市的教育水平的话，在这个年龄段，中国大都市学生的总体素质，特别是在数学、科学上的素质，远远比美国同龄的孩子高。这一点，在美国能够直接感受得到。许多美国孩子选择科学、工程作为自己的专业，可惜在大学学上一年半载就跟不上，不得不转了专业。这已经构成了美国教育的巨大危机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美国还造就了那么多合格的工程师。中国的大学，守着众多在数理思维上相当出众的学子，却最终大量地出产“次品”。

教育投入不足当然是个问题。但是，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文章指出，北大清华等精英院校，不停地得到了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。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常青藤工程，延揽海归人士可谓不竭余力。我最近观察了中国大学在海外的招聘，给出的待遇，都明显比美国的大学要高。更不用说，一栋栋高楼大厦在中国的大学校园拔地而起，相形之下，美国的普通院校显得寒酸不少。中国的教育投资，向少数精英大学倾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，为何还是培养不出人才来?

最近十几年向少数精英大学加大财政投入，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。反而是上海15岁的孩子的表现，让人惊奇得难以解释。忽视了后一点，把“中国式教育”彻头彻尾地骂倒，恐怕无助于诊断出真正的病灶。在我看来，上海的义务教育虽然主要还是依靠国家的投入，但民间介入的机会要多得多。比如，孩子住在家里，父母承担了家教的责任。我最近碰到几位八零后的母亲，本身都是大学生。她们自发组织起“母亲会”，各自把教育孩子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拿出来大家分享，共同商量对策，并且讨论一大堆国外的理论。这让我不禁惊叹：她们比我们这些六零后的家长来可称职多了。民间的这类教育的进步，恐怕还是相当快的，但多逃出了公众关注的视野。但是，孩子一上大学，这类民间介入教育的机会就基本给堵死，一切都交给了大学。大学则整天忙着挣拨款，如同官场，怎么可能有效地组织教学?难怪许多大学生抱怨，自己成了粗糙的流水线上生产的批量产品，根本没有人在他们身上花心思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大学垄断了对学生的教育。国家倾斜式的投资，则助长了这样的垄断。高等教育的改革，恐怕还应该探讨让社会和家庭参与教育的渠道。